是他也是你和我:為什麼好老師會變得喪心病狂

是他也是你和我:為什麼好老師會變得喪心病狂

基真小學的學生墮樓案因死因庭的聆訊和裁決重新出現在公眾的注視下。就我所接觸的討論,大部分均指責涉事的基真的校長和其他教職員(以下統稱為「基真老師」)不應因「維護校譽」等理由拖延報警,連受傷要報警的常識也缺乏;更不應該在幾年後的今天仍然在死因庭上扭曲真相推卸責任,說一些常人也不能接受的謊話。部分評論更直斥這些老師是「教畜」、「埋沒了人性良心基本」,簡直枉為人師表。

但與此同時網上亦有言論為基真老師辯護,特別指副校長石玲是盡責細心的好老師,外人不是沒有資格評論,就是指傳媒誇張作大。

於是評論就似乎分成兩邊:或是說做這些喪心病狂的事的,就一定是「教畜」壞老師;或是說這些是好老師,所以不可能做出喪心病狂的事。

但情況會不會是這些只是一些平凡普通甚至平時用心教學的好老師,但卻做了一些喪心病狂的事?

在繼續討論前,容我先作兩點澄清:首先我絕對同意基真老師由處理墮樓事件以至後來在法庭作供均有不少疏忽錯謬之處,對這些行為我們絕對應該譴責。另外,不論當時的環境如何,基真老師都必須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我無意為他們開脫。

要更好的明白基真事件,我覺得我們首先要從一個 1971 年加州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實驗說起。

好蘋果在壞木桶中:由史丹福監獄實驗(「SPE」)說起

1971 年加州的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系進行一項實驗,測驗一些正正常常的大學生在一個模擬的監獄中會如何受環境影響而做出一些可能他們平時不會做的事。實驗的結果很驚人,甚至最後因情況失控而要腰斬。

正如當初主持這個實驗的 Zimbardo 教授指出,SPE 的其中一個主要揭示就是,處境是很重要的 (situation matters)。社會處境可以對一個人的行為以至思考施以超乎我們想像的影響力:一個平常溫文爾雅、反政府反權威並憎恨獄卒的人,當他披上獄卒的制服和太陽眼鏡,進入一個他知道的模擬監獄中,給予他極大的權力,他也會變成喪心病狂,虐待一些和他一樣是大學生的「囚犯」。處境主宰了他的行為和思考。

甚至在這些處境之外,還有給予製造和給予這些處境合理性的系統制度 (System)。這些全都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決定。

這就是 Zimbardo 不斷提及的「好蘋果和壞木桶」(Good apple and bad barrel) 的問題:當問題發生,我們很自然覺得代表大環境和制度的木桶 (the barrel) 沒有問題,出問題的只是幾個害群之馬壞蘋果。但情況往往並非如此。

為什麼好老師不能變得喪心病狂?

這和我們一般人的「常識」很不同:我們通常覺得無論在什麼處境下,好人就會做好事,壞人就會做壞事,好人不會做壞事,壞人也不會做好事,而當下處境是中性或至少不影響一個人的行為決定的。我們覺得好人壞人之間有條不可逾越的界限。

而在這個善惡的分野中,「我們」和我們認為的「正常人」當然就站在「好人」的一邊;而那些做出喪心病狂的人,例如基真老師,就是邪惡的「他們」:若羅同學墮樓時在現場的是「我」而不是石玲副校,「我」這個好人就一定會報警,「我」這個好人也一定會在法庭上誠實作供。「他們」沒有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是邪惡的,因為他們是「教畜」。

當然,另一邊廂,那些對基真老師有充分原因尊重敬愛的學生或家長,亦自然會覺得這樣的「好老師」不會做出喪心病狂的事,所以他們很容易將一切都歸疚於傳媒和公眾炒作誇大。

SPE 告訴我們的就是這樣的分析若非完全不確,就是太膚淺,忽略了不同處境下好人也會做出令人難以想像的喪心病狂的事,而做出駭人聽聞的事的,也可能是一個在另一個處境下的好老師、好妻子、好母親等。

在這個角度下,我們可以對基真墮樓事件作什麼進一步的反思呢?

第一個反思:是他也是你和我

明白處境的重要性並不為壞事開脫,但卻令我們的焦點不再只放在犯事的人身上,或給自己一種錯誤的優越感,覺得「我就一定不會這樣做」。但事實可能是,只是在一個合適的處境下,我們也可能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所以認清處境的重要性不會為犯過者開脫,但卻令其去道德化 (demoralized) ,指出所有人都有可能犯這樣的錯,並從而更敏銳於可能導致慘劇的處境因素,並加以趨避。

在更仔細的研究前,沒有人可以準確說出基真老師在墮樓現場以至死因庭上面對的是怎樣的處境,為什麼他們會做出這樣的事來。我再說,這不是給他們開脫,但卻令我們明白他們雖然可能「其理難容」,但卻也「其情可憫」,對之可多一點體諒(例如不必直斥其為教畜),因為我們若身處他們的處境中,可能也會做同樣的事。我們不必覺得「他們」比「我們」更邪惡。

第二個反思:不改變處境甚至制度系統誰也可以是下一個副校長

第二個反思更重要,因為只有明白原因,我們才能解決問題。若我們覺得問題出左這些喪盡天良的「教畜」身上,我們會覺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找一些「有良知」的「好老師」去教學生,「有良知」的「好老師」就不會做喪心病狂的事。但若問題不是出在「蘋果」而是「木桶」上,無論我們怎樣更換蘋果,最後也只會得到同一個後果。到底香港中小學的制度、教育界的潛規則潛文化、老師在學校的角色,以至更宏觀的制度系統上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方呢?老師怕「揹鑊」的心態、合約制老師比常額更怕負責任更按本子辦事的結構性問題,以至執筆之時就留意到著名通識老師葉一知提出香港人整體趨向工具理性並欠缺人文價值訓練,有什麼是我們可以改善的呢?

惟有改變處境甚至制度系統,我們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否則任誰放進這個「壞木桶」中,也可能變成下一個石玲副校長。

結語:找出原因不為文過飾非

不少人可能會覺得我是在為基真老師開脫。我不是。我反而是對事情的起因更有興趣,希望能透過拋出本文這塊「磚」,引來更有深度研究的「玉」,改善學校的處境和支持這些處境的外在制度,從而防止下一個羅芍淇同學再遇同一個悲劇。若我們只是將責任單純放在幾個「壞蘋果」「教畜」身上,下次再有同類事情發生時,我們可能仍得面對同一個結局 – 即使那些老師已是我們心目中的「好蘋果」。

 

圖片來源: 謎米

作者 Facebook 專頁

延伸閱讀:《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by Phil Zimbard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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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人海中的一名書生 只想用一管禿筆 為常識發聲 為良知守護 抽盡荒謬世代的水 灌溉水泥地上種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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