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和警察的對立

大學校園和警察的對立

一個城市的大學和警察,尤其是在一個奉行自由主義的公民社會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種排斥的狀態。至少在一個約定俗成 (de facto) 的層面,警察不應該隨便涉足大學校園。在英美一些擁有崇高學術地位的大學,地方警察不會隨便進入大學校園範圍。若果因為公務上的需要而要進入校園,亦會有校園保安陪同,以顯示其進入校園的行為,是受到校方的邀請、允許、以及默認。這些做法很多時候並非由於法例或條例的硬性規定所影響,而是出於對大學自治權的尊重。而且基於一些歷史的原因,警方一般並不會貿貿然闖進大學校園執行警務,以免觸犯影響學術自由的禁忌而招人話柄。

或者有人會質疑,大學作為城市的一部份,為什麼可以享有特權,限制警察在校園裏頭執行職務。但是,我想指出的一點是,這個公民社會的慣例,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其歷史背景的。西方的大學源自於中世紀的歐洲。而大學的自治權,亦可以追溯到這個時代。歐洲的大學,源自於修道院中,修士們互相傳遞神學、醫學和法律的傳統。其中一間最早期的大學-巴黎大學-在13世紀得到教廷特許的豁免和特權,包括司法審判、設立制度、以及學術研究的自主權。這些早期的大學傳統,一直流傳到現代的大學之中,形成一股崇尚自由和自主的傳統。這個大學的傳統意識源遠流長,並非只是學生反叛、借故作反的藉口。

本世紀 5、60 年代,歐美和亞洲各國分別出現多次政府和大學生對立的社會事件。例如 50 年代的日本的東京大學,就發生了「ポポロ事件」。於 1952 年,當時的東京大學學生劇團,以 49 年的鐵路工會運動-松川事件為題材,創作了話劇並進行公演。當時學生發現了有便衣警察混入學生當中,對活動進行紀錄。後來學生更加發現,這樣的情報工作原來已經一直持續了幾年。於是,學生將便衣警察扣押,並且強迫他們寫下道歉書。後來警方拘捕了涉事的學生,並且提出刑事訴訟。當時的日本法庭認為,大學的自治權力需要受到保護,因此在一審和二審中,均判處學生無罪。然而,日本最高法院認為,當時學生的活動並非屬於學術研究的範圍,因此並不享有大學學術自由和自治的權利,於是將案件發還下級法院重審。雖然如此,但這次事件亦引發不少爭議,認為大學裏頭學術活動和社會政治運動之間的難以劃清分界。這亦突顯了警權和大學的活動空間之間,雖然的確存在了不少難以釐定的灰色地帶。當時社會亦有聲音指,警方並不應該以如此鬼祟的方式來對付學生運動。自此,警察對學生運動的介入,或多或少成為了一個禁忌。

於 60 年代的美國和法國,亦發生了多次警察和大學生(包括教員)激烈衝突的事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柏克萊大學,分別在 68 和 69 年發生了大型的佔領事件和衝突。雖然,事件確實有影響到當時大學的捐款和收入,但歷史證明了這些學生運動,長遠來說對於大學的地位和成就,並無任何頁面的影響。而反而對於大學制度及社會發展,起了積極的影響。自此之後,大學和警察之間互相尊重和互不侵犯的約定俗成慢慢形成。為了填補維持治安的空缺,以及更友善地應對校園內的學生運動,不少美國大學都設有自己的校警編制。除了確保校園安全之外,對應付學生運動亦有專門的指引,以一個更加寬容的尺度來保障學生在校園中,自由組織和進行學生活動的權力。大學校園是一個崇尚自由思想的地方,因此有必要擁有一個有別於城市的空間劃分,以確保它能發揮其孕育社會思潮的功能。

事實上,歷史上多次的學生運動,都對社會的發展和進程,起了推動之作用。這亦是公民社會之中,大學的社會角色和責任。我認為,香港大學學生的舉措和情緒,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反映了大學以外的社會情緒。雖然,學生採取了一個比較激烈的方式,希望可以換取對話和談判的空間。但是我認為這個做法並沒有和社會上的意志脫節,而且反而是充分的反映了社會上累積的怨氣。諷刺的是,當局似乎並沒有能夠理性地好好了解學生的行動,仍然對於自己被學生「嚇親」而耿耿於懷。這樣的態度,對於解決當前的矛盾,並沒有任何幫助。

 

Photo: http://thegrio.com/2015/12/01/police-shooting-of-laquan-mcdonald-cited-in-university-of-chicago-threat/

作者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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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厭建築,所以寫建築。 主事研究組織 Domestic Future Group(DFG),探討香港建築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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