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的延伸 –「共同體」和城市空間的關係

雨傘運動的延伸 –「共同體」和城市空間的關係

上星期日的德輔道中鬧市之中,我們可以在鋪了草地的行車路之上,席地而坐,以不同的視角感受城市空間。看似很美好的一個景象,想深一層,其實帶點悲哀。一個城市根本就應該要有這樣的空間,一個真真正正可以給我們自由使用的公共空間。主辦單位千辛萬苦,經過多重審批,而且接受了諸多的條件和限制,才能「獲准」開放城市空間給公眾使用的。這樣的城市,哪有公共性可言?

在鬧市行車路之上自由活動旳景象,其實早在兩年前已經發生過一次。雨傘運動發生至今,雖然已屆兩週年,但不少當年因為雨傘運動而被揭露出來的社會問題,至今仍然未有甚麼解決辦法,甚至可以說是繼續的惡化下去。兩年前的佔領行動實際上乃是關於世代之間,中港兩地之間,甚至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所引發的問題。這些問題潛伏在社會已經有頗長的時間。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關於政改的爭論,似乎只是一個觸發點,令這些問題一次過爆發,並且以社會運動的模式,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呈現出來。

對於筆者來說,雨傘運動的其中一個衝擊,是完完全全的打開了公共空間的可能性。今日的香港有一個非常奇異的現象,就是城市的所謂公共空間,有時甚至比私人空間更缺乏公共性。這個情況在一些交由外判公司管理的公共場地更為明顯。這些外判公司的管理員,有時為了避免背上黑鑊,會完全禁止一些和設計用途不同,但沒有明文禁止的活動。我們不能夠怪責這些「過份盡責」的管理員,怪就怪將管理工作外判給私人公司的政府部門。城市從來不是烏托邦,矛盾一直都存在,問題是城市能否吸收和消化矛盾,轉化成推進的動力。城市或者應該如 Jane Jacobs 所言,以一個 ‘Monsterious Hybird’ 的狀態存在。乾淨和污穢,秩序和混亂,服從和創新,應該共存在城市之中,這樣的矛盾並非對立反而是社會的機制。城市的多樣性能夠給予人們選擇,城市能夠讓社會自行調節,建立一個維持社會穩定的環境。

反觀今日香港,真正有意義的公共空間近乎完全消失。香港於殖民地時期沒有好好的守護城市空間,規劃上以商場等商業空間代替公共空間,令資本倫理不斷侵身城市空間,訓練出只懂談經濟、搵錢大過天的經濟動物的一代人。回歸以後,港人當家作主後,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反而變本加厲。面對既有的生活模式不斷被資本倫理侵蝕,城市空間面目全非,慢慢培養出一種不安的情緒。而既得利益者則以「阻住發展」等經濟動物的思考模式對此作出批評,令新一代的不安感變得激烈,而本土主義亦在這樣的情緒下落地生根。因此,近年的各樣抗爭,從皇后碼頭一役開始,都和城市空間有關,以城市為舞台。雨傘運動以此為底氣,和這些抗爭運動一脈相承。

我們之所以對於城市和空間會產生這種的情誼,往往都是因為我們認同自己同屬一個「共同體」。雖然這個「共同體」是被想像出來的建構,並不一定有共同的血緣、祖宗。但這個「共同體」卻有強大的集體意識,連繫和撩動「共同體」之中的每個人。「共同體」 需要一個空間和文化的主體,而城市就是這個集體意識的載體。只有真心覺得自己是香港一份子的人,才會關心城市空間的狀態。亦因為這個原因,一個家住港島區的人,會關心新界北的土地用途。而他們往往都跟這些空間和土地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而且比起純粹的「撩事鬥非」,有更深層次的情緒。

 

Photo: 作者提供

作者 FB

啱睇就Like埋我地個Facebook專頁

討厭建築,所以寫建築。 主事研究組織 Domestic Future Group(DFG),探討香港建築何去何從。

Leave a Comment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