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留下的只有愛」-專訪《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導演陳志漢

「會留下的只有愛」-專訪《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導演陳志漢

林惠宗是嘉義人,他跟太太簽下了捐贈遺體意向書。太太去世後,林先生把她的遺體捐到台北的輔仁大學作大體老師,「大體老師」意指用自己的身體給醫學生作解剖課教材使用的亡者。紀錄片從多角度探討這個故事,帶領觀眾凝視死亡,思考什麼是真正的活著。

寧:拍完以後對生和死有不一樣的概念嘛?

陳:我現在是蠻看得開的,以每一天做的事情不要讓自己後悔或是有來不及的感覺,我當下想做什麼就趕快去做,不要留到明天,因為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有明天。我以前想的時候是比較悲觀,「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為什麼要這麼努力?」,現在就比較積極的覺得「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才要更努力」,趁現在還有理性,還有思想和年青的時候要做什麼就趕快去做。

寧:你說過這套紀錄片是拍給年輕人看的,為什麼呢?

陳:我觀察到台灣很多年輕人對人生是沒有什麼目標的,就是他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他覺得時間可以無限的揮霍,「今年不行就明年」,「等我幾歲的時候就做什麼事情」,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去思考死亡這件事,他就不會明白到活著要做什麼。

這套紀錄片可以讓更多年輕人知道什麼是死亡,你可以看到裡面的主角,他對死掉的人會有那麼多的懷念,那麼多的捨不得,因為是紀錄片所以是很真實的。可以看到先生怎樣跟大體老師講話,如果已經是一個遺體的話,你跟他怎麼講他都不會再回應你啦,當你知道死掉了就什麼都來不及的時候,你就會趁活著時好好的思考你的人生。

寧:好像跟香港的情況還蠻像的。

陳:也許吧,這幾年有人說是政治的氛圍,讓他們覺得未來沒希望,台灣的薪水很低只有22K所以就沒動力,那我覺得重點是,你有沒有想要做的事情。我們拍紀錄片有時候也沒有22K啊,但我很喜歡拍啊那就要堅持一下,所以不能給自己藉口,就因為這樣對未來沒有希望,我對未來還是很有希望啊。要找到對自己的認同,要找方法衝破那無力感。

寧:林先生是嘉義人,在台灣,嘉義好像是比較鄉下的地方,還以為他們對於要留全屍的觀念會比較傳統,這是我們香港人的錯覺嗎?

陳:我覺得林先生比較特別,是因為他當救生員,他對生命有不同的感覺和看法,他也希望幫助人,所以對我來說他是抱著可以幫助人所以很願意犧牲自己。他寧願讓自己有一點難過,可是也希望可以幫助到其他人的,其實這樣的想法可能是出於,鄉下的人他們真的很有人情味。

寧:我有留意到,在拍攝學生方面的篇幅裡面,你有捕捉到很特別的角度。例如女學生跟家人之間談及解剖課的內容,又或是學生在剛解剖時有笑聲然後被老師斥止的部份,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陳:我盡量去捕捉到就是學生對於大體解剖這堂課,一開始他們是沒有太多的想法,就是認為那是一堂必修課,所以對他們來說只是這樣,他們並沒有想會得到什麼的衝擊,所以一開始你看到那女學生沒有很在意,到底是誰要來也不知道。或是解剖課的時候會開玩笑,那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寧:我還蠻在意的,那解剖以後,學生們真的有改變嗎?

陳:我覺得改變還蠻大的,因為大體解剖真的是很重要的課堂,最初他們可能並沒有很感性的面對,整個課堂完成之後,我有訪問一個學生,他跟我說,他絕對不會捐贈大體。因為他看到大體老師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絕對做不到的,所以他有把觀念反過來說大體老師真的是很偉大。他已經可以站在大體老師的角度,看他自己做不到的地方。

有一幕我沒有拍到,就是學生跟大體老師講:「老師,對不起,這個學期真的辛苦你了,我們可能過程中有做錯一些事情啊,不過都結束了,謝謝老師。」我有看到他們情緒是比較穩定,大體老師要火化的時候,他們有念了一段話,希望大體老師可以安息。甚至在樹葬的時候,全部的人都過來,雖然是學校規定的,可是他們都很願意來,也有學生在哭,跟林先生做一個道別。

寧:是因為他們在替大體解剖以後,才更感受到醫生跟生命之間的關係嗎?

陳:我覺得,這是一個生命教育的過程,因為他們有認知到,大體老師是有家人的,他曾經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所以他們想起這是一個人,這個家庭願意去讓他們解剖。電影播放的時候我有邀請學生去看,因為拍的時候其實他們也不知道我在拍什麼,他們看完之後就很感動,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成為一個大體老師的家屬要付出那麼多。

寧:你有把女兒參加婚禮的畫面,和解剖老師蔡老師參加婚禮的畫面都剪進去,有什麼原因嗎?

陳:我想要裡面有更多生活上面的東西,不只是人過世的時候,全家人會聚在一起,喜事也會啊。我想讓死亡這件事是很生活化的,聚在一起還是可以聊死亡,不一定要在某些場合才可以,在婚禮上也可以聊啊,像他們會在婚禮的餐桌上跟親戚說「那就火化啊,燒一燒就好啦。」

因為我這部片,很想要讓觀眾有感覺就是你可以聊死亡這件事,不一定要那麼嚴肅,平常生活就可以跟家人跟朋友聊這件事,你聊愈多就愈不會怕這件事情。因為死亡就是生活的一部份,你愈不敢去講就會愈恐懼。

寧:你有特別加插解剖老師蔡老師說出不同意爸爸捐軀做大體老師的想法,那個是很衝擊的對比啊。

陳:一開始我就是設定說這部片不是推廣遺體捐贈的紀錄片。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去捐贈大體,即使她甚至是解剖課的老師,還是會有一些情感上沒辦法做到的事情。有人會做,有人不會做,林先生因為很愛他太太所以他願意做,蔡老師也是很愛她爸爸所以不願意做,出發點其實都是愛,只是不同的做法和表達方式,只要你覺得那個決定是正確的就好。

寧:你在這兩年多的拍攝中,最深刻的那一幕是什麼?

陳:林太太第一次被切下第一刀的那時候,真的有點太震撼了。
因為我一直沒有意識到她被切的那一刀對我來說是會很難過的,就是完全沒有準備下中槍,我才發現因為林太太已經好像我認識很久的朋友。我拍紀錄片已經拍十幾年,真的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我一直讓自己保持很理性的對待拍攝對象,所以那一下我是有嚇一跳。

寧:關於生死的電影題材可以拍得很煽情,可是這套卻處理得很平實,是否故意要讓觀眾在那淡淡的難過中思考更多關於生命的想法?

陳:我一開始剪了一個60分鐘的版本,那個是蠻悲傷的。完成後就發現我想要表達的不是這樣,我不想一直FOCUS在死亡上面,重點應該是在活著的人身上,後來我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重新剪接,讓它更生活化,例如加進林先生參加廟會或是跟朋友聚會,我不想讓這件事太嚴肅。

火化的時候林先生的哭聲是很哀鴻遍野的感覺,那個聽了會很不捨很心痛,所以我有特別把他的聲音移開。我不想要讓觀眾太注意這種難過,也許這不是最正確的,可是作為一個導演,我希望觀眾可以去理解這個故事,把重點放在理解他們這一家人,這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寧:可是那一幕我還是哭得很慘就對了。

陳:因為這是紀錄片,觀眾跟著導演一起去認識這件事情和這一堆人,你就好像跟他們已經是朋友了,所以到最後火化的時候會有一種告別的感覺。那些生活化的東西幫助很多,你會覺得他就是活生生的人,你看到他很多的面貌和情感,你看到他難過的時候也會很難過。

寧:在台灣這套紀錄片已經播完了,應該有收到很多觀眾的回應,有什麼比較難忘的嗎?

陳:有一個觀眾說他看完之後,回去問他媽媽要不要捐大體,就被媽媽罵。可是很有趣,就是他會開始意識並思考死亡這件事。我也有一對夫妻朋友,他們看之前說要捐大體,看完以後就覺得不要捐了。因為他們很相愛,在紀錄片中,看到家屬是很難過的,他們彼此都不想對方那麼難過,就講好不要捐。

寧:自己捐好像沒什麼的,但家人要捐好像真的很難接受。

陳:對,捐贈大體最難的是家人也要同意這件事,要讓家人認同你這樣的想法。因為當你死後,接下來有三年的時間,你的遺體沒有那麼快能夠入土為安,就是好像把你死亡的時間延長。第一次是親人真的沒有呼吸真的脈搏,第二次就是他要被解剖時你又會再痛一次,因為他死亡這件事又被提起,第三次是他要被火化。

可是,不一定每個人都這樣想,就好像林太太的女兒有說過,她原本以為會這樣被延長會很難受,但她最後發現,其實這段期間是讓她全家人慢慢地接受媽媽已經離開了的事實,可以好好的跟她告別。
——————————————————————————–

在香港,大體老師被稱為「無言老師」,意指他們已不能聽到醫學生的致謝,希望醫學生能把這份感謝帶給以後遇到的病人,當一個對生命有承擔的醫生。在2015年,遺體捐贈登記的數字約2002人。也有家人說出了媽媽決定當無言老師的原因:「她寧願我們在她冰冷的皮膚上劃錯一千次,也不願我們在未來的病患身上下錯一刀。」

我們不一定能夠每個人都像大體老師一樣,有著如此偉大的情操,把自己的身體貢獻給醫學界之用。但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能夠用自己活著時的能力,去為自己﹑身邊的人和這個世界做多一點點,就像陳志漢導演一樣,選擇了用拍攝紀錄片來影響更多人,用生命影響生命。

最後,引用林太太的女兒,在大體老師的公祭禮上,說的這一句話:「生命的每個發生都是美好的,這一句話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縱使我們都是平凡的人,但只要我們願意,在離開之前或是以後,都一定能夠造就更多不平凡的事情。

「我們都將是塵埃 卻有特別意義在 在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我想 我們一定有什麼可以留下來」

P.S. 特別鳴謝安樂影片團隊協助安排訪問,Kubrick Café提供場地作訪問之用

 

Cover photo: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Facebook

啱睇就Like埋我地個Facebook專頁

八十後的年紀,八十歲的心境。
固執,瘋狂,任性,無聊。
被名作家喻為「充滿成長的哀愁」之小丫頭一名。

Leave a Comment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