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香港・中國:大興文字獄之時?

韓國・香港・中國:大興文字獄之時?

在民主牆貼標語、撕標語成為一時熱話,卻因此而令當權者的醜陋一面表露無遺。雙重標準不在話下,還只為權貴受辱而打著聲討年輕一代的旗號,卻對一些不合符身份的沉默無言。一眾權貴更要教育局越權懲治手無寸鐵的學生,還率領無知的支持者來製造更高的圍牆。因為一些文字而大動干戈,可謂貽笑大方。

這些行為猶如中國明朝朱元璋的「大興文字獄」,朱元璋雖為明朝開國皇帝,創下豐功偉績,但卻對批評其施政的人嗤之以鼻,利用他們所創作的詩詞歌賦羅織成罪,說他們的文字犯下禁忌而成為政治囚犯。當權者利用由他創造的法律懲治之餘,還會多方面聲討他們的行為影響社會安寧。不計宋朝,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獄就已多不勝數,多宗文字獄受罪的,不乏使者、詩人、官員等。

回來香港,一張諷刺高官兒子身亡以及呼籲支持港獨的標語,貼於本是學生自由表達意見的民主牆。固然,兩件事混為一談的人,就已犯下比較的謬誤。但兩件事得出來的效果,竟是一樣,就是當權者雙重標準地狠批學生,然後就要高舉聲討的旗幟,什麼開除學藉、起底批鬥不在話下,若可以的話,幾乎要出動律政司讓他們坐文字獄。高官兒子跳樓自殺,固然慶幸不是應做的事,但為何當平民自殺,就說他們沒用、抗壓能力低?這些說話不涼薄嗎?高官兒子自殺,學生說些閒話,就要痛罵聲討,刻毒涼薄等字眼順口而出。在還未23條立法禁止分裂國家的主張時,因為港獨標語,就重新驚動了神經,喊打喊殺,而且令本應守著大學價值的校長,亦倒戈相向。這些行為,與朱元璋「大興文字獄」差無幾,就是因為一些言語,就不斷「施加罪行」、惡言聲討,這些不但令人感到寒心,而且還因為那些偽善及自相矛盾而覺得噁心。

關於這些「文字獄」之舉,我想借助韓國曾發生過相同的事來作比較,或反思。韓國在20世紀及今時今日亦發生過類似的事件。早於1970年,著名詩人金芝河的著作《五賊》中狠批朴正熙政府的獨裁政權,本身《五賊》用於日治時期對於主張「日韓合併」的五個賣國賊,而在金芝河的詩中,五賊為狾、獪猿、功無猿、長猩、瞕,去諷刺朴正熙軍政府。當這作品被刊登後,即時被軍政府以打壓異見分子的《反共法》判處監禁,刊登異見作品的雜誌《思想界》、《民主前線》的負責人亦遭到扣押,此事史稱「五賊筆禍事件」。而去到1980年12月《反共法》廢除後,金芝河才被釋放。

再近期點,就是9月11日韓國國家情報院公布的資料中,揭示前總統李明博在任期間,曾設下演藝界黑名單,行動包括封鎖他們參與官方文化活動、向國營電視台施壓等。當中不乏主持人、導演、演員等,著名例子有導演朴贊郁;主持人金濟東、金九拉;演員金圭麗、李準基、劉俊相等。而再有名點的,就是朴槿惠政府的文化界黑名單,朴贊郁再次被政府瞄准封鎖、演員金惠秀等都成為被封殺。而他們被列入黑名單的原因,就是曾批評李明博或朴槿惠政府、參與示威、支持在野黨等。可能有人會認為這事件與文字獄不太相似,但性質上其實亦是透過文字或言詞入罪,並得到相同效果,就是有當權者以這些羅織成罪,並進行聲討及封殺。

用三個地方的例子,去細說文字獄的例子,不是只為了舉例子,而是為了提醒香港現今發生的,其實與當年歷史中著名的政治事件差無幾,唯一差別,就是在民主牆貼口號的學生未受到法院控告,以言入罪。清朝詩人龔自珍曾於《已亥雜詩》中《詠史·金粉東南十五州》寫過:「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享有言論及表達自由的香港,已淪為笑一笑高官或討論政治都開始要避忌的地方,以涼薄為由、不合乎權貴的心意就大肆鋪張,進行多項行動趕絕學生。這種政治迫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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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就讀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關心社會,熱衷於研究各樣文化及現象,熱愛研究韓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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