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家庭妻子管理財政大權,是否反映了韓國女性地位提高?

韓國家庭妻子管理財政大權,是否反映了韓國女性地位提高?

女性主義在全球社會一直是值得關心的議題,因為社會結構、法律的規定及操作都會規範及建構了社會內的性別結構。在韓國,父權思想早已變得根深蒂固,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亦為人所知。雖然在不同影視作品已在提倡一些性別平權的意識,但要改變整個社會結構中構成的性別問題並不輕易。這次想透過一項剛公布的調查,再次研究在韓國的女性家庭地位的議題。

根據韓國政府的女性家族部最近公開的《2016兩性平等實態調查》顯示,4800多個受訪夫婦中,有56.9%的夫婦均表示家庭收入全由妻子管理,只有24.9%的夫婦表示收入是由丈夫管理。而受訪者有一半家庭單位為夫婦均為在職人士,內裡亦有超過一半表示雙方收入完全交由妻子管理,只有15.2%為丈夫管理。之前亦曾做過類似的調查,男性受訪者表示,因為他們認為妻子的財政管理能力更強,還認為在家的妻子能有更多時間好好管理財政。從他們的論述中,其實找到不少固有的概念,從而被女性主義挑戰及批評。

正當看這報告會以為韓國女性的地位提高,當中固有概念卻令這幻想完全破滅。首先,認為妻子能有更多時間管理,就已認定了不少人都有著「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認為妻子應在家擔當管理家庭的責任。或許有些人認為既然女性有能力掌管自己和丈夫的財政,為何不能代表韓國女性在家的地位大大提高?之前同類型的調查亦訪問過這問題——「妻子掌管家庭財政,是否意味著能夠掌握家庭主導權?」,當時的調查有73.4%受訪者卻回答了「否」,可見兩者之間沒有存在必然的關係,那究竟這個調查內其實已在反諷著,韓國女性地位並沒有因為擁有管理財政的權力而提高。

縱使韓劇及電影開始出現不少以女性視點出發的作品,探討不少女性在韓國生活的內心世界,如《老婆這周要出牆》、《通往機場的路》等,透過影視作品去提倡女性的高價值,但在現實社會仍未能改善性別不公平的問題。根據韓國女性民友會在6月起對1200多名的女性進行的訪問調查顯示,被問到「你認為韓國是否性別平權的國家?」時,有93%受訪者認為「不是」,只有2%認為「是」。然後問到不公平的事件在那裡發生時,23%表示是在家庭發生,其後為乘搭交通工具及學校裡發生。受訪者最認為最直接受到的不公待遇,就是被評頭品足。

而在韓國的社會系統中,一直建構著性別不平等的局面。深受著儒家思想影響下,傳統父權思想建構了整個社會的運行,令女性在社會上受到不少限制,甚至歧視及壓力,使她們的地位一直被貶低。在生活層面上,不少人的固有觀念仍認為女性必須在適婚年齡結婚,否則會遭到歧視及社會壓力;結婚後,不少人就會以「大媽(아줌마 阿珠媽)」稱呼已婚女性,可見已婚的地位如何被一些標籤困住,令女性地位受壓,從這標籤亦能想像韓國社會對已婚女性的期望,就是希望她們在家處理家務,生活只剩下家事、照顧孩子及老爺奶奶等。若已婚女性想繼續工作,就會被其他人懷疑家境出現問題,從而怪責她令家庭形象受損。

在社會層面上,韓國社會中女性的社會勞動及流動比例持續偏低、進入管理階層的機會低、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已變得非常普遍,雖然文在寅政府主動擴大長官中女性的比例,但始終未能讓一些公司的管理層效仿這種做法,女性投身社會卻有這些遭遇,亦令男女的經濟地位差距持續擴大。在職場上已遭受這種壓力,來到婚後生活亦遭到社會建構的「已婚女性」論述剝削,這令到不少韓國女性患上「火病」,意指接受過多外來壓力,從而令身體及心理受到不少症狀,情緒不穩定之外,還會不同的身體小毛病如肌肉痛、心跳不正常等

這些論述或意識形態,不但由社會建構,政府亦曾帶領了這種意識形態,在社會中加以運用,令女性承受更多剝削及不平等待遇。前任朴槿惠政府的保健社會研究院於3月曾發表一份引起不少爭議的報告書,內容主要講述了關於韓國社會上不同問題的研究結果。談到韓國結婚率及出生率持續偏低時,竟將責任推到女性身上,批評她們過於「追求增值自己」,令她們擁有高學歷及高收入也好,都未能結婚。報告書還建議一些企業增加不利她們的僱用條件,例如針對想出外研修的女性,就提出更低的薪金條件,讓她們放棄研修,這可想而知會令女性主義團體如何震怒。

文在寅政府上任後,第一步就擴大了女性長官比例,但在社會結構上還未有實際行動去令更多人改變固有的性別概念。所以,雖然有調查顯示更多韓國女性在家擁有財政管理權,並加上更多影視作品改變固有的製作框架及性別定型,但距離能夠達致真正的性別平權,似乎依然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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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就讀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關心社會,熱衷於研究各樣文化及現象,熱愛研究韓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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